2017年秋，《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其他媒体开始报导，娱乐圈内有权势男性的众多性骚扰和性侵害行径，当时许多人大感振奋。传统的看法是，揭露问题并惩罚应受责备的人，具有遏阻效果。美国休士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管理学教授琳恩．艾华特（Leanne Atwater）却有不同见解。“对『我也是』（#MeToo）运动的反应，大多是兴高采烈的，以为真的会对女性有益，”她说。但她和共同研究的同事抱持怀疑态度。“我们说，『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像人们想的那样乐观，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后果。』”
2018年初，她的小组展开一项研究，以确定他们担心的事是否有凭据。他们设计两项意见调查，一份询问男性，一份询问女性，发给众多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果总共收集到152名男性和303名女性回覆的资料。
我不知道这构成性骚扰？
首先，研究人员试图了解，男女两性对于何谓性骚扰，是否有不同看法。他们从这一点着手，是因为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经常会声称他们当时不了解对方对他们行为的感受；而指称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有时会被认为太过敏感。这些调查描述19种行为，然后询问受访者这些行为是否算是骚扰；这些行为的例子包括：在女性部属已经拒绝之后，仍一再邀约她外出；用电子邮件寄发黄色笑话给女性部属；评论女性部属的外表。对其中的大部分行为，两性看法一致。但有三项行为，两性看法不同，而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是性骚扰。“大多数男性知道性骚扰是什么，大多数女性也知道那是什么，”艾华特说：“若说男性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不当，或是说女性小题大作，这些说法大多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说两性的看法有什么差别，就是女性对性骚扰的定义比较宽松一些。”
接下来，研究人员探讨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发生率。63％的女性说自己遭受过骚扰，33％的人表示不只经历过一次。女性的年龄、主管性别、女性从事蓝领或白领职务、她是否已婚，都和受性骚扰的可能性无关。遭到性骚扰的女性中，只有20％会通报发生了这种事；至于没有举报的女性，主要是因为害怕负面后果，并担心自己会被贴上“惹事生非”的标签。5％的男性承认曾骚扰一个同事，另有20％的男性表示，自己“可能”骚扰过一个同事。
这项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事，是有关“我也是”运动造成的反效果。受访者表示，他们预期会看到一些对“我也是”运动的正面影响：例如，74％的女性表示，她们认为自己现在比较愿意挺身而出，反对性骚扰；77％的男性预期自己以后会更加小心，避免可能不当的行为。但超过10％的男性和女性认为，他们会比以往更不愿意雇用有魅力的女性。22％的男性和44％的女性预测，男性会更倾向在社交互动方面（例如下班后去小酌时）排斥女性；将近三分之一的男性认为，他们以后较不愿意和女性单独会面。56％的女性表示，她们预期男性会继续骚扰女性，但会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以免被逮到；58％的男性预测，一般来说，男性会比以前害怕遭到不公平的指责。
怕遭指控，只好停止接触？
这些资料是在“我也是”运动声势壮大后不久收集的，而且其中大部分着重在预期上，因此研究人员在2019年初，向不同的对象做了后续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我也是”运动出现比第一批受访者预期的更大反效果。例如，19％的男性说，他们不愿雇用有魅力的女性；21％的男性表示，他们不愿雇用女性从事和男性有密切往来的工作（例如需要出差）；27％的男性说，他们避免和女同事单独会面；在2019年的问卷调查中，只有一个数字低于前一年预测的数字。研究人员说，有些行为展现出所谓的“彭斯原则”（Mike Pence rule），这是指美国副总统彭斯曾表示，除非他的妻子陪同，否则他不和女同事一起用餐。“对于这些数字，我们也许不感到惊讶，但感到失望，”参与这个专案的莱特州立大学（Wright State University）教授瑞秋．史腾（Rachel Sturm）说。“当男性说『我不会雇用妳，也不打算让妳出差，出游也不会找妳』，都是开倒车的做法。”
对于希望减少性骚扰的组织，研究人员提供几项建议，其中一些包括预防式训练。他们的研究显示，传统有关性骚扰的训练成效不彰，也许是因为训练重点，大多放在协助员工了解什么情况算是骚扰，而资料显示，员工早已了解这一点。研究人员指出，相反地，公司的训练应该教育员工有关性别歧视和品格的事项。他们的资料显示，展现出高度性别歧视的员工，较可能有负面行为，而研究人员认为实施训练可减少性别歧视。他们的资料也显示，品格高尚的人员（展现出勇气等美德的人），较不会去骚扰别人，而且在有人遭到性骚扰时，较有可能出面干预。“虽然在组织内，建立品格是最先进的做法，而且顾问还在学习如何进行这件事，但已经有训练资源可供使用，”研究人员写道。
实务面：不当行为的预防更重要
“人们正设法厘清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People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Respond”
2015年，加拿大武装部队展开“光荣行动”（Operation HONOUR），目标是预防军中的性不当行为（sexual misconduct）和性侵害事项。这个行动的重点之一，是在2017年延揽曾协助性侵受害人与入狱性罪犯的心理学家丹尼丝．普瑞斯顿（Denise Preston），担任“性不当行为反应中心”（Sexual Misconduct Response Centre）执行主任，这所中心在加拿大军事指挥系统之外运作，支援性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并领导进行预防工作。她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谈到该中心的工作。以下是编辑过的内容。
《哈佛商业评论》问（以下简称问）：这份研究的一项发现是，大多数男性和女性了解什么行为算是性骚扰，纵然如此，这种行为仍然存在。对于这点，你认同吗？
丹尼丝．普瑞斯顿答（以下简称答）：当你问大多数人关于性骚扰、性侵害，或者另一方是否同意这种行为的问题时，在概念层次上，他们知道什么情况是错的。但若那是自己的行为，他们就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在理论层次上，肇事者明白什么是错误的，但他们有一些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辩解方式，认为那些标准并不适用在自己身上。
问：哪一种训练会有帮助？
答：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基本的意识训练（awareness training）很重要，也就是要确保人们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他们有什么权利，以及有需要时如何取得资源，但意识训练不一定能改变肇事者的行为。我们也得教具体的技能。为观众量身制定各种会让他们产生共鸣的情境。如果人们感到自在，可尝试角色扮演。和人们谈谈他们如何处理某种特定情况，例如为什么某人用这种方式回应，另一人则是以别种方式回应，并讨论最佳的回应方式。这种训练，包括旁观者介入训练，可让人们练习具体的技能，让那些技能成为自动的本能反应。
问：性骚扰的问题，在军中比在民间更严重吗？
答：研究显示，性骚扰有两个重大的风险因素，一是男性主导的组织，一是阶层分明的组织。这两项描述都适用于军方。但性骚扰是普遍的问题，全世界的各行各业都会发生。
问：性骚扰获得更多关注之际，你是否看到反效果出现？
答：根据传闻和问卷调查资料，加拿大武装部队有一些男性，因为同属男性的关联而产生内疚感，因为有一种普遍的讯息是：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肇事者。我们听到一些高阶军官表示，对于和女性部属单独会面感到不自在。一些单位的女性表示，某些社交活动排斥她们参加。这些说法令人感到遗憾，但不令人讶异。人们正设法弄清楚该如何与人相处融洽、碰到这类问题时如何因应，以及如何自保。
问：预防工作有成效吗？
男女平权变成男女双输／后座力冲击“我也是”运动答：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是独立的官方机构，它在2016和2018年，针对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性不当行为做了问卷调查。可惜，主动通报的性侵害比率在那时没有下降，和已维持二十年稳定情况的全国趋势一致。但有一些正面的发现，例如，曾目睹或经历过性骚性侵相关行为或敌对行为的人减少了10％。问卷调查的其他15种负面行为，也都有减少。我们认为原因是加拿大武装部队进行了相关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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