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的好，“用人所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所短，天下无可用之人！”。曾国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根据人才在才能、品性以及事业方面的特点逐一分析其优劣长短。通过这种分类归纳，他可以清醒地明白哪些人可以用在哪些方面，从而让事情的进展更加顺利。按照曾国藩的分类，人才大致分为十类，即节清之家，法家，术家，栋梁之材，大臣和地方管理人员，智识之士，臧否之才，伎俩之才，文儒之才，骁才。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到启示。
一是节清之家。
这类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气质不凡，性格刚烈，志向高远。这种人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能引人瞩目，有着非凡的才能和品德。对于这种人，曾国藩认为“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在以德行和教化为主的政治之中，节清之家会大放异彩，他们适合做一些全面的统筹工作，而不能让他们去做一些琐碎的小事，否则既是人才的浪费，也不能成事。姜子牙就属于这类人，在没有碰到周文王前，诸事不利，做生意不断失败，娶个老婆，又看不起他，甚至喝凉水都塞牙，直到80岁时碰到周文王，才开始飞黄腾达。后来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兴兵伐纣建立周朝，被尊为“尚父”，封为齐侯，列于五侯九伯之上，名垂青史。
启示：节清之家在企业就是那种懂战略，会规划的人。这种人德高望重，有宏观意识，了解行业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了解企业的内部情况，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战略方向，有强大的气场和号召力，在企业遇到困难或者出现往哪走的问题时，他们往往能出谋划策，帮助企业化险为夷，在企业中充当战略顾问的角色。这种人可遇不可求，企业发展遇到发展瓶颈时，往往需要这种人。这种人如果让他做具体的事情，又会显得“迂腐”。这种人适合在企业里做战略顾问、高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是法家。
以曾国藩看来法家人才都是以制度和规范为本，因此做事往往会先苦后甜，他们严厉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在还没有显达成功的时候，一定会招来大家的不满和猜忌，上上下下的人都对法家有畏惧之意，等到最后获得成功，大家才会明白法家的功绩是不可限量的。这种人才如果应用在建立法制方面，就可以起到安邦定国的功效。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智慧去开创新局面，治繁理乱。在那些民智还没有开化的地方，因为人的性格野蛮又缺少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不采取强力的手段去征服而一味地说教，将很难服众。但如果让法家来治理这些地方，他们会采取适宜的方式，通过强制的手段让恶势力和恶霸帖服，让百姓得到实惠，自然也就慢慢贯彻了文明的教化，地方也就可以实现平安和富裕了。
曾国藩最初在长沙练兵时，为整顿当时混乱的秩序，让普通百姓有一个安生的环境，同时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曾国藩对趁战乱而起的各类破坏者予以严厉打击，尤其对会党分子严惩不贷。他授予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凡查明属实的会党成员立即杖毙。此举震慑力大，收效也快，“曾剃头”的得名即由此而来。
启示：法家在企业中是指那些在混乱的情况下制定制度并且严格监督制度执行的人。这种人的特点是自身比较正直，性格比较倔强，做事果断干练，执行力强，对事不对人，往往很容易得罪人。在企业有一定规模或者企业的管理处于混乱时，需要这种人来建立次序。比如像富士康这种人数众多的制造型工厂，由于员工文化程度和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大，不实行严格的法治是管不好的。一家企业老员工太多，大家都不遵守制度，出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气场面时，老板就需要考虑引进法家对企业进行规范整治了。法家的引用要慎重，要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企业的类型情况。知识型企业和需要柔性管理的企业一般不适合引入法家。法家在企业中往往从事人力资源，行政或者总经办的工作。
三是术家。
术家都是足智多谋的人才，他们往往聪明而且多思，可以提供不少计谋，通过巧妙的谋略来展示自己的本领。曾国藩觉得这种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深藏不露，随着慢慢的接触才会显出才华，而在适宜的环境之中他们就会达到精深又玄妙的地步。很多人不能发现术家的才能，但一个具备发现眼光的明主会珍视术家，因为术家是真正可以实现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的。曾国藩认为“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对于这种足智多谋、胸中有奇策的人，最适合在乱世之中找到发迹的机会。如果可以遇到一个奇主，术家就会与他一拍即合，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在战乱时期他们会是一代奇士，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他们将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要想让这类人才不被埋没，那就要将他们放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去激发他们的斗志。
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和曾国藩是分不开的，没有曾国藩的提拔和举荐，李鸿章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李鸿章在安徽合肥练团失败后，到了曾国藩府中做幕僚，其他人写的文章或奏折曾国藩会亲自改，但李鸿章写的文章或奏折要他自己改；曾国藩这个人律己很严，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办事，后来李鸿章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受益匪浅；曾国藩从湘军中拨了九个营给李鸿章，让他去安徽拉一支队伍对抗太平军，这只队伍就是后来和湘军并驾齐驱的淮军；李鸿章带着这支队伍，迅速向江苏、浙江一带推进，打了很多胜仗，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曾国藩马上上表，保奏李鸿章，使他升为江苏巡抚，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后来曾国藩在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和“洋务运动”中也给与很大帮助。
启示：术家在企业中指那些具有经天纬地才能的人。这种人的才能刚开始不会显示，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们的才能就会喷发出来了。他们不墨守成规，以结果为导向，对功名看得比较重，不太在意自己的名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很敏感，随时能做出反应。这种人一旦遇到赏识他的老板，他们的才能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但是他们需要引导和淬炼。这种人不能给他们安排稳定和安逸的工作，否则无法发挥他们的才能。企业的营销人员、销售人员和公关人员多属于这一类。
四是栋梁之材。
曾国藩认为这类人才具有全面综合的素养，不管德、法、术都有很好的成就，他们的德行可以肃整社会风气，法制手段又可以匡扶天下，而权术又可以制定国家的政策，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建设。兼具了这三才的人可以帮助君王来管理国家，他们道德清扬、果敢善断，最重要的是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想富国强兵，用有效的手段来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就要任用栋梁之材，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彭玉麟就是这样一类人，他是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曾国藩曾评价彭玉麟”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若论天下英雄，当数彭玉麟、李鸿章。“彭玉麟一生不慕名利、不避权贵、不治私产、不御姬妾。虽然一生六辞高官，却在国家危难之时，抱着年迈多病之躯，临危受命，抵御外敌。在权贵当道、腐败之极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成为了一个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重情重义的名臣。曾国荃是曾国藩亲弟，彭玉麟发现曾国荃陆军部队纲纪废弛，还抓住了曾国荃两名吸鸦片的战将。曾国藩是彭玉麟恩师，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但是彭玉麟却不顾师生情谊，毅然提笔三次弹劾曾国荃，致使曾国藩大怒写信给他责问自己弟弟到底哪里得罪了他。有一年，彭玉麟路过安庆，忽然有老百姓拦马喊冤，状告当地恶霸李秋升。李秋升是李鸿章的侄儿，仗着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势力横行乡里、夺人妻女，当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经调查，彭玉麟掌握了足够证据，把李秋升抓来审讯，李秋升竟然藐视彭玉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供认不讳。彭玉麟断然下令：“此人不除，安庆难安宁。”这时，李鸿章弟李奎赶来求情，纵有李鸿章这张王牌，也未能使彭玉麟网开一面、刀下留人。彭玉麟任职期间还先后弹劾处置了腐败无能官吏两百余人，其中不乏高官。此外，彭玉麟的一个外甥曾任知府，由于贻误军机也被他杀了。
启示：栋梁之材在企业中充当中流砥柱的角色。这类人综合素质比较好，既有良好的品德，可以为人师表；又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具体问题；有一定的谋略能力，能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企业的不良现象和不良行为敢于纠正，不惜得罪权贵，传播正能量，弘扬积极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忠诚。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坚定维护者。这类人可以安排做部门主管等中层干部，必定能带动一大批人。
五是大臣和地方管理人员。
这种人类似栋梁之材，在德行、权术方面都会有所建树，但不够纯备，只能做一个地域的表率，也只能管理好一个区域。将这类人才应用在地方管理上，足以发挥他们的功用。曾国藩认为此类人才“智意之才宜于治”，意即他们非常善于周旋调停，可用于治乱，权术智慧虽然具备，但却会忽视公正和法度，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面无实功。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当初曾国藩因为“三河镇战役”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作战勇猛，但是性喜财货，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每攻下一城，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九弟开缺回籍。尽管曾国荃的做法值得商榷，但是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受到太平天国军威胁情况下，他确实是用这样方式激励广大湘勇奋不顾身，铤而走险，最后领导湘勇打败了太平天国军，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
启示：这类人在企业中充当润滑剂的角色。这类人在本部门内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对本部门的人和事了如指掌，各种复杂的问题一到他手上便迎刃而解，能让上级省心，但是为了解决问题有时会不按常理出牌，不太严格按照公司的制度和要求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会包庇和偏袒下属，并且战略观和全局观不够。这类人属于偏才，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况下使用，但必须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督，使之可控。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面对的是一群文化程度和觉悟不是很高的员工，有时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粗放管理方式往往比说教式的管理方式更有用。这类人在企业中适合做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
六是智识之士。
曾国藩对这类人才也非常推崇，因为他们的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具备智慧和明识，就算是不发达的时候，也会被很多人推崇；在成功之后更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这种人可以帮助明主建立不凡的功业，他们深思熟虑，可以制定非常长远的计划。但他们的缺点却在于只愿意一味地向前冲锋而不懂得后退和隐匿。这类人的才智堪比谋略家，但是在勇气和行动力上却不及谋略家那么强劲。在无法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时，他们要么屈从，要么逃避，所能成就的事业自然也就在谋略家之下了。
郭嵩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是曾国藩的主要幕僚之一。作为幕僚来说，他是成功的，曾国藩丁忧守孝在家时，郭嵩焘分析时局，认为是建功立业的好实际，极力劝其出山；曾国藩的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它的钱饷不能得到朝廷的发放，郭嵩焘通过“劝捐，厘捐和盐捐”这三种方式为湘军凑钱；曾国藩在长沙官场受挫后移师衡阳并打造了湘军水师，也是郭嵩焘的建议。
郭嵩焘因为他自身的特点，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规矩，生性耿直，恃才傲物等，发展仕途不是很顺利，从几件事可以窥一斑。1858年入值上书房，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因和僧格林沁不合而辞职。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时，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最终在1866年6月罢官归籍。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把对在西方的所见所闻编成《使西纪程》，由于《使西纪程》倡导学习西方事物，招致从朝廷到京师大夫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1877年，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郭嵩焘于1879年愤然托病辞职，黯然回国。回国后更被戴上“沟通洋人”“卖国贼”的帽子，最后郁郁而终。
启示：这类人在企业中可以充当幕僚的角色。这类人见识过人，有才华和学识，有专业能力，能帮助老板出谋划策，但是书生气十足，不懂变通，在谋略上有欠缺，缺乏行动的勇气，不能独当一面。这类人在企业中往往适合做一些顾问、助理或者职能人员的工作。
七为臧否之才。
这类人具备着黑白分明的道德观，乐于褒贬善恶，但是宽容不够，为人刻薄，容易遭到毁谤者的怨恨，容易挑起是非之争。曾国藩认为”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帝临终前指派辅弼新君的八位大臣之一，以“铁腕反腐”和“重用汉臣”著称。晚晴时期，官场的贪污腐败已经蔚然成风，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中由他果断处理的“戊午科场案”中，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惩处各级官员共计91人，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在此后不久，肃顺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后历时两年，彻查“户部宝钞案”。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肃顺的这种铁腕手段和不近人情，导致他和很多当朝大臣关系微妙，后来在和慈禧以及恭亲王奕䜣争权时被捕，斩于菜市口。
启示：这类人在企业充当执法者的角色。这类人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做事只讲原则不知变通，会导致部分人的怨恨。这类人通常在企业中从事纪检及执法方面的工作。
八为伎俩之才。
这一类属法家支流，他们也讲究法律治人，但不能像法家那样高瞻远瞩，才能可使一方安定，而不足以富国强兵，反而有可能因急于求成而骚扰百姓。曾国藩认为“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就是说在富庶的地方，温饱问题解决了，就会把心思用在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了不少问题，需要伎俩之人来解决；反之，在贫困的地方，民众只要求解决温饱问题，没有心思想其他事情，需要实干的人了。其优点是能够解决难题，纠正邪恶现象；其缺点是措施繁琐，导致劳民伤财。这种人为官从政只重视细枝末节，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因此只能处理小事情，难以担当重任。
启示：这类人在企业中能帮助解决复杂的问题。这类人有自己的一技之长，通常能应付复杂的环境，当企业处于混乱的局面时，这类人往往能屡出奇招，平定乱局，当企业处于安定的发展期时，这类人往往发挥不了他们的特长。这类人在企业中可以作为管理者得力的助手或者中层干部的人选，难担重任，适合做与人沟通多以及调解方面的工作。
九为文儒之才。
这种人包括以下三种人：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以及善于辩论的人。擅长于著书立说、写文章，可以称为文章之才，汉代司马迁、班固就是这样的人才。司马迁著有《史记》，班固著有《汉书》。能传道授业解惑，使圣人的经典万世流传，但不能施政行措、经邦济国，称为儒学之才，孔子就是这样的人。论辩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自圆其说、强辞夺理，称为口辩之才，乐毅、曹丘生就是这样的人。
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打仗胜少败多，不是理想的将才，但他学识宏富，文笔灿烂，其《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被曾国藩誉为“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曾国藩延揽李元度，正是看中了其文才和心计，李元度入幕后，果然不负所望，数年相从艰危，多所裨助。曾国藩自出师起，每遇不利即奋然欲死，如湘军水师在靖港，九江遇挫时，曾国藩都想投水自尽，但皆因李元度婉言相劝，妥善防救而得免。
启示：这类人在企业中充当文案和宣教的角色。这类人文笔好，有条理，逻辑性强，善于辩论，能很好地对企业进行宣传，但是不能做具体实事工作。这类人可以在企业里面做文秘，企划专员，宣传和公关人员等工作。
十是骁才。
这种人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合治理文化、经济不发达地区，如果来治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在治理国家方面往往考虑不周，而且因其个性突出，在人际关系方面会很糟糕。虽然有雄才大略，但是在政治上却会表现得非常幼稚，很容易被人陷害，古人中的韩信和岳飞属于这类人。韩信在政治上甚至很幼稚，刘邦佯装游云梦泽就把他捉住了，最后被吕后杀死。宋朝岳飞，大抵也如此。他只想到要收复中原，为民族雪恨，却想不到政治内幕。他打败金兵，把宋徽宗赵佶迎回朝，那宋高宗赵构怎么办？赵构是不欢迎宋徽宗回来的。但岳飞忽略了这一点，结果死于秦桧之手。
曾国藩的大将鲍超，参加过500场以上战役，身上被伤108处，在湘军营阵有“北多(隆阿)南超”赞誉。此人英勇善战，踔厉敢死。但学养浅薄，骄矜自傲，缺乏心计，不懂政治。曾国藩在作战中，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准许他参与军机谋画。
启示：这类人有将帅之才，能为企业攻城略地，屡建奇功，但是和高层关系处理地不好，不懂企业政治，人际关系处理地不好，容易遭陷害或者权力架空。这类人适合做销售等开拓性工作。
总之，曾国藩在人才运用方面主张“物尽其用，用人如器”，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擅长的方面，鸡鸣狗盗之徒有时可以解决雄才大略的人都无法做到的事，为每个人找到适合的位置，使用他们的长处而避开他们的短处，是让人才发挥最大潜力的最基本也是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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