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和长字辈高阶主管并非本性就是无情、对社会议题短视的，这与流行文化中的一些说法相反。虽然资本主义的规则确实需要做些更新，但我公司往来面对的几乎所有企业决策者，都很负责任，并不轻率鲁莽。
针对上市公司如何妥善平衡长期价值规则与短期绩效规则，前述那一点尤其是真的。实际上，“这两种原则互相牴触”的想法，在大多数组织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是错误的二分法。没错，认为有些企业未能找到两者的适当平衡，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实证资料支持的观点是，针对股票公开上市公司的规定，其实并未阻碍公司配置资本用于提高长期绩效。
最近的分析显示，比起所谓“短视假设”支持者的推测，上市公司明显更倾向于长期策略。去年，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有关系的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针对2004到2015年美国国税局资料的研究，内容显示，上市公司投资的研发经费，实际上比私有企业高出48.1％（针对规模和产业进行调整）。此外，这些联准会研究人员指出，当私有企业上市时，研发与实体资产的比率大幅提高34.5％。（此外，当上市公司私有化时，平均来说，资金分配会反其道而行。）
这些研究人员总结说：“上市公司不仅在相较于资产基础的投资比率更高，因而超越私有公司的投资，也把更高比率的投资组合投注在长期资产。”
法规环境极为鼓励这些倾向。在美国，公司法要求董事会谨慎和忠诚地代表股东行事（而且避免利益冲突）。与此同时，联邦证券法要求公司领导人说实话，并不得利用内部消息。更广泛地说，市场奖励那些同时致力于长期价值创造和短期绩效的公司。企业领导人若是避免兼顾这两者，会为他们自己带来风险。
有些人的行动短视，在这种情形下，建议放弃季度报告或盈余预测报告等做法的提案，虽然令人钦佩，但效果很小。为什么？因为分析师仍会发布自己的预期，企业领导人仍然会想要公司表现胜过那些预期。（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企业领导人也许会较不可能进行“承诺过多而达成率过低”的自我伤害。）
换句话说，虽然基本目标值得称赞，但那些改革充其量只会促成极小的改变。其实，伴随它们而来的不透明，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波动。
因此，我们得承认，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义务，主要是奖励良好行为和阻止不良行为。这创造了一个欢迎投资和创新的环境。资本大多已经负起该负的责任。
然而，尽管我们接触的大多数企业领导人制定长期策略，并尽力坚守，但还是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鼓励所有的利害关系人优先重视企业的长期健全。以下是一些建议。
阻止行动派股东的行动。行动派股东通常强力推动短期主义，但法规监管机构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手段。我们敦促美国监管机构考虑采用类似英国基金管理人和机构投资人提议的尽责管理守则（Stewardship Code），但采用这种原则应该要配合美国证管会的行动主义（activism）改革，例如必须更透明揭露那些累积所有权而可能用于行动主义的行为。
奖励长期投资人。立法者可对资本利得采取分级课税，以奖励真正的长期股东。现行制度往往奖励“买卖证券”而非“拥有公司”。与此同时，让我们说服资产管理者支持恢复或保留董事分期改选制，以提高领导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连续性可能很容易就被移除。在监看营运节奏和策略时程方面，这些调整将促进“恰好”的诱因结构，也就是不太短，也不太长，而是刚刚好。
调整薪酬以配合长期发展。投资人应支持与上述类型目标相关的高阶主管薪酬：制定策略计划、向利害关系人说明这些计划，以及建立以长期绩效和价值创造为基础的目标。同样在这方面，股票通常应该慢慢给予。同时值得讨论的是，是否应该要求高阶主管，在公司买回股票后的一段时间内持有股票。
最后，务必让利害关系人了解这一切情况，以消除对高阶主管优先事务的误解。公司可以成立常设联络委员会，由员工、顾客和相关社群成员组成。这些团体可找出可能不会出现在损益表中的外部效应，比方说安全问题，或是员工满意度。若发挥成效，这些安排必须持续和反覆进行，并有投资人关系部门（及财务长）直接参与。同时，在财报会议中保留时间来说明那些长期策略，以及整体的公司使命目的和治理安排，这些做法对公司相当有用。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没有对症下药的建议方案，而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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