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位研究有效市场经济的学者一起走在街上。
男人问道：“你看人行道上是不是有张20块钱的钞票？”
那位学者回答道：“不可能――要真是那样的话，它早就被人捡走了。”
最近，与这个笑话相关的问题包括风险投资机构的多样性，或者说他们在多样性方面的缺失。
批评者称，风投机构缺少多样性（确切地说，是鲜有女性合伙人的存在），并且系统性地低估那些创业理念无法引发男性合伙人共鸣的公司。
根据这种看法，市场之所以始终难以化解这个顽疾，是因为它实在是根深蒂固，比如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创投人身上，也存在于那些甚至更为传统的有限合伙人（LP）身上，即那些在风投机构中有股份并为这些机构提供了大部分现金的投资人。如果一家风投显得与其他大部分同行很不一样，这或许会让有限合伙人感觉太格格不入，进而导致募集资金遇到困难。
这纯属无稽之谈！——其他人（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在内）如此回道。他们认为，风险投资是一个竞争超级激烈、奉行精英管理的行业，以客观的可量化回报为驱动，所以如果确实在哪个领域里存在着某种极佳的机遇，一定会被人迅速发现。如果一整个类别的机会遭到低估，这只能说明这个行当并不理想。
我和丽萨·苏南（Lisa Suennen）在最近录制的一期科技播客“科技补养品”（Tech Tonics）中谈到了这个话题。这一期的嘉宾是基因公司23andme的联合创始人琳达·艾维（Linda Avey），她新创办的初创企业“我们好奇”（We Are Curious）专注于在多种状况下以病人为主的表型测量。
在我们的讨论中，一个引人入胜的环节是艾维谈及她锁定更年期相关症状时的经历——这是该平台最早关注的其中一种身体状况。考虑到这一市场所拥有的规模（以及相关的经济价值），她原本以为这能引发创投人的特别关注，结果却发现他们对此缺乏共鸣。
就像苏南一针见血的评论所说：“显然他们的第二任妻子还没到这个年纪。”
的确，有许多确凿的理由都会让投资人选择不支持某家公司。此外，艾维也表示，她后来也得到了投资人的资助，不过是在她将业务重心转向了其他身体状况后。
我怀疑，艾维和苏南对大部分创投人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并且明显并不具备太大的多样性。另外，还有很多人都指出的一点可能也是真的：风投界的多样性要比表面看上去低得多，因为许多看上去能够加强风投界多样性的人（也就是出现在男性主导机构里的女性），似乎常常会模仿自己的男性同事，表现得和他们一样，她们通常也是对其他女性最为苛刻的人群。
与此同时，我确信，无论有限合伙人和创投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带入了何种偏见，他们最看重的还是如何实现良好的回报。我怀疑，即使一名投资人是最极端的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恐同者，只要他认为这能为自己的投资组合带来好处，就照样会支持一家创始人为女性、黑人、犹太人或男同性恋的公司。
（有意思的是，在回答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艾维和苏南都同意，在硅谷做一名女人要比做一名男同性恋还要难。原因何在？因为男同性恋“照样能当‘好兄弟’”。）
我非常相信多样化团队的价值――而且多样性并不是靠勾选某些记分板上的选项来评定的，而是要从专业技能、背景、经验和理念等多个方面来衡量。而关于多样化团队的经济价值，也有现成的大量数据可查。
我也确信，业内的确存在着对某类人和公司的集体偏见和偏好；在我看来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有的公司确实和街上的20块钱钞票一样，被大部分投资者忽略了。
但是同时，我也坚信自由市场挖掘这类被低估的机会的力量――早晚会有那么一天。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多样性是不是一样值得赞扬，但从回报角度来看又确实遭到高估的理念，只是被那些出于好意的热心人企图强行灌入投资人的喉咙（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的观点）？还是说，对那些有能力聚合一支包含各类投资人才的多样化队伍的风投机构，或者那些能够集结不同类别的同质独立风投机构构建出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有限合伙人而言，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套利机遇？（很多有限合伙人都在寻求跨板块的多样性；他们在理论上可能也会寻求其他多项参数上的多样性，比如某家单独的风投机构中大部分合伙人的性别。）
我很乐于看到多样性理论得到验证，并且认为最终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不过，在现实中证明这一点尚需一些时间，尤其是在那些拥有类似团队的知名机构看上去业绩良好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我们并不知道一支更多样化的团队所能够达成的业绩水平到底能高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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