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创客”闯入政府的工作报告，我们不禁要问创新是政府政策的战略意识、市场的利益，还是创新创业者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心？
对很多人来说，创客还是一个新词。它源于英文单词“Maker”。他们从生活身边的实际需求入手，利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用桌面制造产品；他们利用开源硬件平台，通过互联网大规模分享合作。可以说，美国硅谷英特尔、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都曾是车库里走出的创客。
当互联网分享将创新的成本降到历史新低，创新的速度和频率前所未见。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创客出品”正在走进我们视线。克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中将开源创新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擎。
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柴火创客空间时，就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寄予了厚望。两会期间“创客”一词“闯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随后公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又从政策领域为创客们的“创新创业”再添了一把火。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历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绕不开的话题。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更是将“众创”、“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等多项国家战略并举。那么，创新和创业的驱动力何在？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心？
谁是创新的主体？
据统计，约三分之二的新发明、新创造都是中小企业做出来的，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百度等高科技公司最早都是小企业孵化而来的。那么，创新是政府政策的战略意识、市场的利益，还是创新创业者的内在动力？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雄认为，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是“全民”的创新创业。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让想创业的人有试错的机会，我们需要创造环境。”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孙金云提醒，创业有很大风险，有一定门槛，创业者需要具有长期的积累和对行业的洞见。创业和创新有很强的互动关系，创业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创业是需要实践的，创新也需要实践。孙金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一切脱离创新的创业都是没有意义的。从美国的创业调查来看，年龄在30到35岁、学历本科以上的创业者成功概率更高。因为企业创建、市场开拓、产品推介等工作，都 需要调动社会资源，一般的创客或者大学生在这方面会非常吃力。创业时如果缺乏前期市场调研和论证，只是凭自己的兴趣和想象来决定投资方向，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朱春奎谈及创新主体时指出，过去我们经常讨论企业家、科研人员如何创新，用户则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观察创新链条的时候，就会发现从最初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到取得 商业价值，这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创新。现在用户也开始介入，创新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创新民主化”的时代到来了。朱春奎强调要实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很难将众创的活力释放出来。“除了国务院文件中谈到的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外，我 们试图要让人们有保障、有尊严地去创新创业。”
“创客文化教父”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也笑谈自己先前对创业人群的分析被标题党断章取义为 “只有富二代才是好创客”。“我是90年代高中毕业离开台湾去美国的。我们这一代在30岁以前能有‘犯错’的机会，是上一辈给我们创造好了条件。但是国内20多岁的一代人，身上还背负着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不能‘走错路’。”他认为，其中的差别并不是来自教育体系，而是大环境的问题。创新这件事除了经济上的硬指标，还有文化上是否允许试错。
第二，“并不是每一项创新都是开天辟地的。或许20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改变世界的。”乔布斯当年在做PC的时候是几百家公司最后一个生存下来的，而历史上写他是当年唯一一个做PC的。“创新是一群一群出现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创新环境需要共同营造。”
第三，创新源于追求快乐。联合国在二战后追踪各个国家的快乐指数。把快乐指数和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对比，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年均收入达到1.5万美金之前，这两条曲线走的是平行的，这段曲线叫做“金钱真的能够买到快乐”；而在突破这个 点之后，金钱买到的快乐越来越少，人开始需要去填补这个空虚。通过突破、冒险，通过和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去达成。在国内，我们还处于“金钱能够买到快乐” 的水平。因此，李大维认为目前创新的组合应该是“兴趣、热情加利益”。
我们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心？
中小企业创新、个体创新首要的是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土壤。北京、深圳、上海抑或杭州，你会选择在哪里？
实际上，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城市都先后提出过建设全球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联合制作的“全球创新热图”，大部分传统创新型城市如东京、横滨、洛杉矶等处在“平静的湖泊” 里，上海、深圳、班加罗尔等一批亚太地区的城市则迈入了“涌动的热泉”。中国的城市创新后劲十足，上升速度飞快。
当我们谈及美国《商业周刊》将深圳评为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李大维先生向我们透露了背后令人唏嘘的故事。《商业周刊》之前来到上海了解创新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其实它们是拒绝的。“如果一座都市都不愿意让世界知道创新资源对其整体发展的驱动，创新创业者如何知道‘来这里我也能有机会’。”与上海相比，北京的企业更愿意将“赚钱”的事广而告之，让VC来追；还经常褒奖各类创新成果，奉为殊荣。在深圳，供应链的上上下下都很清楚其他企业的盈利情况。而上海的文化氛围还需要转变。
李大维将小资的上海和纽约作比，认为上海有相同的潜力。比如美国智能硬件的中心已经逐渐从硅谷向纽约转移。因为创新发展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技术指标，纽约人的社会情调、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适合智能设备的成长。因此，上海的创新发展除了政府的支持，还需要企业自己“大声说”。
朱春奎认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并不是为了对标硅谷或者纽约。上海要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创新中心呢？首先，一系列国家战略性问题亟需解决。比如现在复旦大学到美国去招聘人才的时候，特别是和北京高校同台竞技的时候，“欢迎大家到 空气相对清洁的城市工作”就成了“竞争力”。要怎样使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能针对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侃侃而谈，而不是一群欧美官员在说。这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并且我们要建立的创新中心一定要学术卓越、有健全的产业创新制度、有引领创新创业的领袖式人物。
孙金云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调查”和全球创业研究排名第一的百森商学院的全球创业 观察(GEM)，总结了“创业生态圈”的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强有力的研究型大学，硅谷有斯坦福、波士顿有哈佛和麻省理工、纽约有纽约大学。研究型大学 提供了创新的氛围、人才、研究成果等一套系统。第二个要素是实现大学研究成果转化的企业或偏向于应用环节的实验室。就像散落在硅谷各个角落的实验室，有别 于大学内纯粹的实验机构，是追求盈利的。第三个要素是适合创业的人才。例如，创业学研究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百森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他们都培养了 大量的创业人才，去承载这样的使命。第四个要素是营商环境，包括很多子系统，例如空气质量、医疗条件、生活舒适度等。
“我们要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创业生态圈’。”孙金云认为，未来的创业中心不一定以城市为单位。通过调查评估，我们或许可以将上海打造为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中心、研究中心，并非一定要成为全国领先的创业企业中心，从而实现各城市在创业大生态中的错位、协同发展。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雄对上海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持乐观的态度。“创新中心停留在城市 层面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周边、全国有辐射能力，对全球有影响力，才能称其为‘中心’”。站在全球产业的制高点，我们在战略新兴产业、高端制造领域要有重 大技术突破，要有走向市场的产品，比如飞机、核电、新能源。另一方面，在良好的创新生态中，只要有好的想法，就有人和你一起讨论商业模式和未来市场定位， 有人给你砸钱。就像在硅谷，不论国籍、肤色、语言，创新创业者走到一起。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吸引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企业，能够海纳百川。上海要建 立的是对长三角、全国、亚太和国际产生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否则它只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城市而已。
“开源创新”的大联合
2010年，李大维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创客空间“新车间”。从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兴趣小 组开始，如今新车间人气爆棚。许多创客在这个10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工作、穿梭，通过会员缴纳的会员费，新空间盈亏已经不是问题。李大维调研发现，在上海打造更多创客空间，还有很多现成资源可以利用。比如，分布在各个区县的少科站都配备了比较齐全的创客工具，可惜利用率不高，“只要稍加改造，就能把少科站的一个区域变成创客空间。”
朱春奎则提出了将大学图书馆打造为创客空间的设想。创客入驻图书馆后，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被 深层挖掘，图书馆成为思想和创意的孵化器。图书馆空间得以充分利用，产生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图书馆想要成功构建创客空间，必须具备一些最基本 的资源，主要涉及基础工具、入门项目、成功经验、创客目录等内容。
“创客需要自己的载体，创客空间就是为这些创客们提供实现创意、交流创意思路及产品的线下和线上相结合、创新和交友相结合的社区平台。”严雄介绍，去年市科委开展了对新型创新创业服务组织的调研，发现本市有五六十家类似创客空间的机构，这些机构有个共同的标签叫“众创空间”。虽然因为场地等因素，不能称它们为孵化器，因此，也无法得到政府部门的购买服务，但它们与孵化器一样，也具有服务创新创业的功能。经过交流，一些众创空间提出了创建联盟的构想。
目前，这一构想已经落实，联盟将于本月底成立。联盟将定期发布各成员单位的活动信息，引导更多人投身创新创业大潮，还将把外省市和国外的优秀项目引入上海，扩大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业影响力。对于联盟成员单位，市科委已决定出资补贴他们 的公益性服务活动。这类活动或免费向创业者开放，或低于市场价。“众创空间”和原有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大学科技园等机构共同为创业者、初创企业服务，包括大学生、离职白领、连续创业者、海归等“上海创业新四军”的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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